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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外向型经济的打法要做一些调整。与过去主要出口到发达国家不同，现在对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并不一样，一些国家，五年、十年看，是经济不错，但其基础设施却不好。
但是发展基础设施，它们现在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中国可能要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我们去做基础设施，带着钱去做，借钱给它们买我们的东西，相当于卖方信贷。其实，早些年发达国家对中国也是这样。
改变外向型经济的打法，简单讲就是通过对外投资来带动对外贸易。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周其仁
如果说以往谈及“转型”有些许“中国特色”的意味，那么在欧债危机蔓延、世界经济前景黯淡的大背景之下，一场范围更大的经济转型正在这颗星球上上演。面对未来尚不明朗的经济前景，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在挑战背后，难能可贵的机遇也在沉睡着……
穷则变，变则通。
海外投资 中国企业跃跃欲试
8月9日，据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在香港发表了题为《冲出亚洲：支持追求增长的战略》的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内地公司比其他亚洲同行更看好发达国家的增长机会。其中32%受访内地公司认为，西欧有最佳的发展机会，较亚洲区整体水平高出3个百分点。
安永中国海外投资业务部全球主管合伙人周昭媚在记者会上表示，受到欧债危机影响，欧元区资产价格被低估，为中国企业提供了投资机会。此外，西欧国家与中国建交多年，较接受中国企业到当地投资，因此在市场环境方面相对开放，对中国企业较有吸引力。
调查也发现，22%内地企业看好美国或加拿大能为公司带来最好的增长机会；相比之下，仅16%的亚洲区受访者持此看法。
周昭媚表示，中国内地的企业高管将目光投向发达市场，是出于寻求更多的科技和创新的需要。与此相比，拓展发展中市场所带来的益处则主要在于寻找销售增长的潜力。
数据显示，在2005年至2011年间，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年复合增长达到39%，由2005年的仅100亿美元飙升至2011年的约730亿美元。中国企业“走出去”更加多元化和更加成熟，投资的行业由以往集中在资源行业，向各行各业全面铺开。
周昭媚表示，长远来说，内地对外直接投资还将继续增加，香港能在内地企业“走出去”方面扮演一定角色。
安永的本次调查在今年3月和4月间进行，对617名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高管进行问卷调查，涉及公司包括全球性公司和区域性公司。
其实，从已然公开的数据并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据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407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达到了422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2.8%。
而截至2012年7月末，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海外投资存量已经达到364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虽然是海外投资的主力，但非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的投资额也已经占到了投资总存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有很多国际企业都在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的打击中受到了重创，面临资产重组。而另一方面，欧元对人民币的兑换中间价却在过去的一年中降低了17.57%，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成本大大的降低了。”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任鸿斌表示。(半月谈网/记者 苏晓 姚友明 郭翔)
各方热议中国资本“出海”
8月22日，第二届中国海外投资年会在香港开幕，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全球经济转型与中国海外投资新模式”，在这个世界经济的“多事之秋”，中国资本“出海”的话题引起了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发展迅猛 未来可期
入世十载，中国从一个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截至2011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已达3800亿美元，投资涉及全球178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达到1.8万多家。
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表示，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仍将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机遇期。眼下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未消除，各国都提出再工业化，发展实体经济。
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投资并购的机会增多，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中国企业和欧美企业在市场、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互补性较强，双方的合作空间比较大。中国企业投资欧美发达国家，不仅可以拓展市场，更可以学习和获得品牌等要素，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提高自身竞争力的一条有效途径。
此外，东盟等一批新兴市场正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发展愿望迫切，发展潜力巨大，资源相对丰富，要素成本相对较低，也是中国企业转型升级、进行梯度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
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赵启正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趋势绝不是政治号召，而是经济发展的规律。国内的市场，国内的资源遇到瓶颈，我们要依靠国外的资源和国外的市场，走出去以后，可以回避原产地，可以回避运输和进口税。
中资“走出去” 世界都得利
比利时瓦隆区副主席兼区经济和外贸部长马赫国接受半月谈记者专访时说，中国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与平衡，是“非常正面的”。他表示，中国实施海外投资战略有利于促进国际间的经济交流。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许多外国企业选择中国进行投资，中国企业自然应该到海外去投资”。
马赫国说，尽管目前欧债危机仍十分严重，但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化解危机。他说，包括比利时在内的欧洲国家经济发达、居民富有、司法稳定、质量体系完善，这些优势对于投资者来说都十分重要，欧洲仍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理想目的地之一。
资本“出海” 需凭“巧实力”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素帕猜·巴尼巴滴表示，在全球经济转型和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犹存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拓展需运用“巧战略”。
素帕猜说，中国经济过去10年的迅猛增长使内地企业成为海外投资的重要来源。统计显示，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达到25%，远高于发达国家同期6%的增速。2011年，中国对外投资达到650亿美元，在全球十大投资国中位列第九，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日益攀升。
他说，生产成本上涨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下一步中国企业要进入全球市场，就要利用他们积累的经验和能力，进行更有价值和知识含量的活动，提升自己在成本结构不断变化的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而不是停留在其中一个或者比较低端的环节。中国企业可以参与到整条价值链当中来，当中国经济日趋资本化和知识化时，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可以转移至其他发展中国家。
他强调，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与对硬件设施的投资同等重要。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对跨国企业的意义凸显。“我们不应该一味寻找廉价劳动力，我们应当在他们身上投资，让他们的素质、能力得到提升，以确保我们长远、可持续的发展。”
跨国企业需有跨国本领
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赵启正介绍，近年来中国企业到海外投资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部分原因在于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觉和经验。实践表明，公共外交开展得好的企业，“走出去”就较为顺利，成功的概率就越大；反之，企业遭受挫折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高。
赵启正认为，企业海外投资所承担的公共外交责任具体包括三方面：与当地政府、议会、民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建立良好关系，规避政治风险，改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通过推行属地化经营，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促进共同发展，赢得当地民众的尊敬和信任，建立良好的企业和品牌形象；融入当地社会，跨越文化障碍，减少文化理念冲突，实现良好经营。
他说，全国政协外事委曾在中国的5个重要城市，对几十家企业进行调研，研究“走出去”的成败原因。调研发现，东西方存在文化差异、制度差异，使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甚至遭受冷遇。
这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受到中国政府和社会的热烈欢迎，得到许多优惠政策，完全不同。而“走出去”失败的企业，大多缺少在境外承担社会责任、与经济合作对象以外的社会各方面(如议会、工会、媒体、社区)沟通的习惯，缺少公共外交的自觉和经验。
“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变成跨国企业了，就要有跨国的本领。”赵启正解释说，所谓“跨国本领”指要懂得对方的税法，懂得对方的一般法律，更要善于和外国社会打交道。“企业家走出去为了本企业要说服对方的公众，这也叫公共外交。”
赵启正补充说，由于金融危机带给全球经济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阶段过渡，面临着经济转型的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抓住机遇，加快“走出去”步伐，一方面可以促进国内经济发展，部分缓解国内资源不足、市场饱和等矛盾；另一方面也将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发展，给对方带来巨大利益。
“发展到今天，企业"走出去"在海外并购和投资，不止关系到自身的利益与形象，越来越多地与国家的利益和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他说，但是目前，中国企业“走出去”总体上还处于初级阶段，与中国的经济总量以及中国的对外贸易、吸引外资相比，规模还太小。统计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总量仅为1.5%，可见未来潜力巨大。
“出海”有风浪 风险防控不能忘
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企业联合会会长王忠禹表示，海外投资不能仅仅考虑规模、速度，更要考虑如何利用企业的分工体系，打造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链。
尽管近年来，中国企业“走出去”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仍处在初级阶段，大多数“走出去”企业缺乏风险控制能力和全球资源战略。
他指出，中国企业在对外投资过程中，要加强企业间的协调和沟通，避免恶性竞争。正在“走出去”的企业，还要注重海外投资模式的创新，除了建立海外销售网点，开展海外组装加工等较为传统的投资方式以外，有条件的企业还要尝试海外并购、股权置换、品牌推广等国际通行的国际投资方式，不断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
从投资领域看，过去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大多集中在资源开发和加工制造业，今后的海外投资应集中在产品加工、高科技等附加值较高的领域的投资，并加强与国内产业链的衔接，更好地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
王忠禹认为，从长远来看，要真正实施好“走出去”战略，必须努力培育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使他们在全球范围内配置整合资源，建立自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
素帕猜也表示，希望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避免再犯以往一些跨国公司所犯下的错误，加强风险防控，积极承担企业对当地社会和环境的责任。
“中国企业一定要确保不仅是股东，而是所有相关方都深知他们的责任，”素帕猜说，只有这样，才能在当地实现可持续发展。(半月谈网/记者 高路 林建杨 汤蕾 周锦铭 夏子怡 赵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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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经济转型看我国战略机遇期
7月23日举行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强调，综合分析当前国内外形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围绕如何理解和认识这一判断、如何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等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记者：您如何看待“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一判断？
陈凤英：从世界形势走向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完全正确。
首先，和平、发展、合作仍然是世界主题、时代潮流。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之后，国际竞争更加激烈，世界经济依然面临着包括美国“财政悬崖”、欧债危机在内的危机，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政局动荡，但是这些并没有改变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主题。
其次，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虽然危机之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反思甚至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但在经济、政治乃至社会、文化领域，全球化依然在深入推进。
反思全球化的声音实际上是对前几十年全球发展失衡的一种反应，它会从反面推动全球化进行调整、健康发展。这样的调整过程可能要经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但全球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记者：如何深刻认识这一判断的内涵？
陈凤英：当前，世界发展中存在四大趋势，把握这四大趋势，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抓住战略机遇期。
其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始，它将对人类社会产生长远的影响。突飞猛进的高科技正在改变能源、资源的格局。美国页岩气、巴西岩层下石油的开发代表了新能源发展的广阔前景。
与此同时，新材料革命也在兴起。比如正在兴起的数字化打印技术3D打印，就是运用新材料和通信技术实现的突破。这种技术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发革命性突破。不断加强的技术合作也在使科技革命加速成为现实。
随着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的不断涌现，像过去那样因资源、能源争夺而引发战争的可能性会大幅下降。科技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将代替战争手段，成为各国争取资源的主要方式和渠道，由此塑造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这样的趋势是加强而非削弱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方面。
其二，全球治理结构在优化变革。传统的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都在发生有利于新兴经济体的变化。为应对危机，新机构如二十国集团、“10+3”等协调机制也在不断出现。
全球治理的变革将彻底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其重要的变革特征是东西方合作在不断增强，这正是东方国家改变全球治理体系的千载难逢的机会。这样一种以和平方式实现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正是战略机遇期的题中之意。
其三，金融危机之后，不管是华尔街金融风暴，还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衍生的社会乱象，都表明西方社会的危机已经延伸至社会和政治领域，西方社会的制度弊端开始全面显现。无论是以金融为基础的市场化，还是政治领域所谓民主化，都需要西方进行长期调整。
其四，由世界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引发的全球转型，刺激全球步入改革期。转型之后谁能占据优势，就要看谁能抓住机遇，抢得先机。这样一种战略形势实际上对新兴市场国家有利。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平等的现象，比如美国有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和无可置疑的军事优势。
全球转型的过程必然涉及守成国家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金融危机之后，两者间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尤其是守成大国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心态。
他们既希望限制新兴国家，又需要新兴国家拓展自身发展空间。所以两类国家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坐下来谈得更多。而且新兴市场国家中产阶层的扩大将越来越成为世界经济保持增长的支撑力量。
记者：我国要抓住战略机遇期，需要防范哪些外部风险？
陈凤英：大危机之后，世界经济的风险明显加大。因为伴随大危机而来的大衰退、大动荡、大调整以及全球转型意味着形势仍然复杂，不可预测性和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不管是经济增长、国际贸易，还是资金流动。新兴市场国家将长期面临经济过热或者过冷、资金过度流入或者流出的风险。
更重要的是，大危机之后，所有的经济体都不可能再回到原来的发展模式。但是，新的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方向。世界经济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实现调整。因此，今后几年世界经济都可能处于一种紊乱期。它可能刺激一些国家试图转移危机，进而带来新的风险。
因此，转型期内，我们要冷静观察，着眼长远，审慎决策，以成功转型为目标。转型是为了纠正长期高速增长时期积累的问题，更为了形成科学发展的模式，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增长。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也是避免下次危机爆发的根本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