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合作完成的《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研究报告的系列专题讲座继续举行。7月10日，作为绿色发展专题的中方负责和主要执笔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张永生在中心“学术午餐会”上以主讲人的身份就“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道路”进行了讲解。午餐会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主持，张永伟研究员为主评论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其他各部门研究人员参与了讨论。
绿色发展已成潮流和趋势，中国也在坚定地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但是，对绿色发展本身有许多不同的声音，比如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负担，像治理污染企业都不愿意干，因为要花钱；也有人认为绿色发展是一个机遇，能够带来利益。那究竟如何理解绿色发展？如何理解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刘世锦认同“机遇说”并表示：绿色发展不是负担，是机遇，而且是重大机遇，最终会得到公众认可。他说，现在我们的生活方式有些就是在践行绿色发展观。比如说骑自行车，看起来是一个负担，其实锻炼了身体，这对我们坐办公室的人来说是有好处的。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骑车和开车之间选择。
张永生，经济学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副部长、研究员。先后毕业于武汉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在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院（UNU/WIDER）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做过访问研究员。主要从事发展经济学、气候变化与绿色增长、企业理论、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等理论和政策研究。
张永生在主讲中从如何理解绿色发展、中国为什么要走绿色发展的道路、中国的优势和挑战、通往绿色发展的道路以及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下如何进行绿色发展等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如何理解绿色发展
张永生说，关于绿色发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如何理解关系到如何来对待绿色发展以及未来的一些政策思路。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同世界银行的合作报告中，对绿色发展给出了这样一个描述：绿色发展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它使经济发展摆脱对高资源消耗、高碳排放和高环境污染的依赖。这种新的发展道路，有几个重要的特点，一是经济发展可以同碳排放及污染脱钩，二是减排和环境保护有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负担。三是减排和经济增长可以形成一个相互强化的关系。
通常很多人认为，绿色发展就是一个能源效率问题，是一个新能源问题，是一个少数尖端技术的问题。但是，张永生认为这种理解不够全面，绿色发展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深刻、最全面的变革，它会带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组织模式、商业模式等全方位的改变，这是第一个核心观点。
为什么说绿色发展是一个全面而深刻的变革？张永生说，现在绿色发展是在一个新的技术背景下来讨论的，比如互联网通讯技术（ICT）、新材料（像纳米技术）、高速铁路、物联网等，包括最近讨论比较热烈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基于此，他分析认为：
第一，对资源的传统认识、定义正在发生改变。以前认为是资源的，现在有可能不是资源；以前认为不是资源的，它有可能成为新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发一个微博，这个信息来自分散的个体，分散的信息可能没有多大用处，但是它通过ICT技术汇聚在一起后，就会产生非常强大的能量，成为一个新的、非常强大的资源，由此可以有很多新的商业模式诞生。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环保。大家过去认为，贫困地区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他们没有资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优质的环境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而这个稀缺资源有可能转化为财富。石油也如此，在工业革命以前石油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但是工业革命以后就变得很有价值。就资源的定义来说，它是随着技术的变化而变化的。
第二，资源的组织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作为企业家，其功能就是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寻找最优的组织模式。社会组织越发达，信息技术交易效率越高，企业家组合生产要素的空间就越大，呈几何级增加。在给定同样的资源条件下，不同的组织模式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生产力效果。这是现在面临最大的变化之一。
第三，消费模式也正发生变化。例如，在十多年前，我们很少用手机或者智能手机、互联网、玩游戏等等，现在可以看到这样的消费模式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在互联网上，我们对传统商品的定义实际上发生了变化，除了吃、穿这些基本的物质性需求以外，其他非物质性需求大大增加，都通过网络来实现，所以现在有了“宅男”、“宅女”。这种消费模式的变化，意味着会降低自然物质资源的稀缺程度。
在制造业方面，《经济学家》杂志前不久刊登一篇文章叫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现在确实已经初露端倪。比如，所谓的3D打印，我要一个杯子，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相关软件，然后把它打印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未来制造业的模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很大程度上变成一个分散的生产模式，不再是一种传统的、集中大规模的。美国现在提再制造业化，它有可能在新的制造业革命中走到前沿。我们通常说印度的制造业很不发达，但是它也有可能跳跃式地进入到数字化制造业时代。
在服务业方面，形态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例如，手机互联网服务。农业也发生了很多变化。以前的农业是很落后的行业，现在却可能成为最挣钱的行业之一，它的附加价值是非常高的。与此同时，教育模式也在发生很大的变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公开课程，将相关的课程放在网上，然后全世界的人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享用这个优质的、世界一流的教育资源。现在，这一教育模式出现了更高的版本，即老师把这些课程设计成几分钟一个的小视频挂在网上，设计得像游戏一样，然后全世界各个角落的学生在共享这些最优质资源的同时，在网上互相启发，互相讨论，老师起的作用实际上是辅导，这样对教育会产生革命性变化。在经济学中，这种教育资源是非竞争性产品，即增加使用的人数并不会增加其本身的成本。环境也有这样的特性，在一定的环境容量下，增加一个人并不会增加其边际成本，或者降低他的边际收益，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大降低资源的稀缺性。
医疗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在ICT的模式下，最贫困的地区可以与最发达的地方通过视频数据线连接起来。几年前，网上交易还不太流行，认为在网上买一件衣服要去试，要买一个电器好像不太可能，但是现在看来好多东西可以进行专业化的拆解，最终得到实现。比如说医疗可以把它做成一种标准的产品，根据症状，通过远程来诊断。
张永生说，我们现在面临着这些变化，意味着组织结构正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以前传统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在给定组织结构的条件下来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它研究的边际的变化，是一个非拓扑性的变化。我们现在看到，经济组织的变化会带来一个拓扑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给定资源稀缺状况下，组织模式的改变有可能大大提高生产力，并且传统资源的概念会发生变化。
另外，销售模式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例如，现在有一种比较类似合作消费的模式，某个人有一部汽车，实际上大概有80%的时间都是放在车库里，没有被充分利用，如果有一种新的租车组织，提供便捷的租车服务，我们就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购买汽车，对物质资源的消耗就会大大降低，所以只要改变商业模式，资源节约是可以做到的。
张永生说，组织模式的改变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用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来思考绿色发展。而实际上会有很多新兴的组织诞生，比如说一个贫困地区的发展，可能很多人抱怨没有资源，教育水平非常低，也没有市场，但只要发展理念变一变，则这些都不是问题。现在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融资，包括微小金融都可以在最贫困的地方扎根、生长。另外，贫困地区的优质环境是可以转变成资源的。比如说，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有案例，以前农民靠卖木材，现在则是卖生态，在生态很好的地方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观光农业，开各种各样的家庭旅馆。这种机制就可以把环境转变成财富。
另外，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比较低也是可以通过组织模式的改变而改变的。例如，麦当劳是用一种特许经营的模式，为加盟者提供有形的服务，提供一个公用知识手册为所有的分店来利用。每一个分店的经营者并不需要多少教育水平，这样整个网络可以产生很大的生产力。也就是说，如果让贫困地区的农民自己搞一个家庭旅馆，需要具备各个方面的能力，对经营者素质的要求较高，但是如果有一个连锁的组织，他只需要加盟，按照标准化的程序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因此，在这种分工的模式下，当地劳动者素质相对较低并不是一个特别的问题。教育、医疗问题也是一样的。因此，在贫困地区，实际上可以以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实现跨越式发展。
因此，张永生认为，我们不仅不能用传统工业化的思维来思考绿色发展，也不能用传统经济学的思维来思考绿色发展，因为绿色发展实际上代表着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和商业组织模式，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源的问题，能源效率的问题，可再生能源的问题。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到，现在经济组织结构正在发生剧变，但传统主流经济学关注的是一个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考虑这些变化，得出的结论有时候就不可靠。
由此，张永生提出第二个核心观点：减排有可能会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在传统经济学中，因为给定组织结构，要产出必定要有投入，有投入必须要有资源消耗，所以要减排一定会阻碍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考虑到经济组织结构的变化，如果减排和环保会促使经济跃升到一个更有效率的、更有竞争力的结构，则减排和环保就会促进经济的增长。其实这个世界本来就存在很多可能的经济结构，只不过是机缘巧合，我们正好存在于现在这种经济结构里面，如果当初没有工业革命或者是另外一种革命，那么也许整个经济结构的演变会是另外一种状态。现在，有一种新的理论和经验文献正在出现，证明减排和环保实际上是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而不是一个负担。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气候变化和绿色发展”课题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理论和政策方面的探索。
第三个核心观点是，环保不会阻碍经济发展，反而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动力。例如，一家工厂是污染环境的，每年产生一百万的产值，政府欢迎，但是它获得一百万的产值却是以很高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比如说，要买空气净化器来对付这个污染，或者每个人的健康支出要增加。由于工厂一百万的产值是有形的，如果把工厂关闭产值看起来就会降低一百万，但实际上如果考虑其社会成本，则成本和收益就完全是另外一幅图景。
在泰国，有很多人把海边的红树林砍了去养虾，看起来收益非常高。但是，如果考虑到红树林对防风暴的影响、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以及灾害造成的损失，砍伐红树林的社会成本实际上是非常高的。另外，美国1990年出台了一个清洁空气法案，他们做了一个测算，这个法案会带来两万亿美元的好处，但成本只有六百五十亿美元。日本最初也走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但是后来经验证明，采取严格的环保政策没有影响经济的增长。更重要的结论是，同治理性的环保政策相比，预防性的环保政策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张永生说，综上可以得出结论：环境是一个很特殊的商品，在经济上是一个非竞争性的产品。对于污染，如果是现在只有一百个人就会危害一百个人，如果是一千个人就会危害一千个人，但是如果是治理污染，产生的好处同样是非竞争性的，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个人受益，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人受益。那就是说污染产生的坏处是放大的，治理污染产生的好处也是放大的。环境治理实际上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
